2001年，致力于艾滋病毒/艾滋病和性健康的组织Naz基金会(Naz Foundation)向德里高等法院提出，要求将成年人之间自愿的同性性行为合法化。2009年，法院裁定第377条侵犯了基本权利。

　　然而，最高法院在2012年推翻了德里高等法院的命令，对LGBTQ社区造成了沉重打击。

　　两年后，最高法院确认了第三性别的法律地位，承认了变性人的权利。最终，在2018年，这是印度酷儿权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法院通过废除第377条的规定，将同性恋合法化。

　　但在反对同性婚姻方面，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政府在最高法院辩称，呼吁婚姻平等是一种“城市精英主义”概念，不应由法院审议。

　　印度政府表示，同性婚姻“无法与印度的丈夫、妻子和孩子的家庭单位概念相提并论”。

　　在最高法院做出判决几分钟后，莫迪领导的人民党的意识形态源泉——国民服务组织(RSS)的宣传负责人苏尼尔·安贝卡在社交媒体上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

　　另一个极右翼印度教组织——巴黎毗湿瓦印度教(Vishwa Hindu Parishad, VHP)表示，他们对法院关于两个同性恋者之间的婚姻不符合登记资格的判决感到“满意”。

　　“这甚至不是他们的基本权利。不给同性恋者领养孩子的权利也是很好的一步，”VHP声明说。

　　普贾·库马里(Pooja Kumari)今年25岁，来自印度北部哈里亚纳邦比瓦尼地区。由于担心在工作中遭到报复，她的名字已经改了。她告诉半岛电视台，在印度，同性关系很难维持，尤其是在农村。

　　“你甚至无法想象向人们解释我为什么会这样有多难。村里的人只知道一件事:女人和男人结婚生子。我的经历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

　　库玛丽远离家人住在印度西部的一个城市。

　　“我的姐姐受过教育，她对我的性取向略知一二。我的家人告诉我，我是一个女人，我必须嫁给一个男人。他们收到了我的求婚。我能告诉他们什么?没有人支持我。我只能从我自己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变性人社区得到支持，”她说。

　　学生和活动人士在新德里北校区举行“骄傲守夜”活动。

　　巴特向最高法院提交的诉状中包括的一个案件与孟买52岁的银行高管尼廷·卡拉尼(Nitin Karani)有关。

　　卡拉尼于2019年与纽约的顾问托马斯·约瑟夫结婚。在他们的辩护中，他们要求法律承认他们在印度的婚姻，或者根据1954年颁布的《特别婚姻法》(Special marriage Act)允许他们再婚。这部法律允许不同宗教或种姓的印度人结婚。

　　但最高法院表示，它不能制定法律，“只能解释它并使其生效”。

　　“如果法院在《特别婚姻法》中解读或插入词语，赋予LGBTQIA+社区成员婚姻权利，那么它将进入立法领域，”它在判词中说。

　　LGBTQ社区的成员现在觉得他们被莫迪执政的人民党“摆布”了。

　　“每个人都知道政府无意授予我们这些权利。他们甚至还没有成立一个委员会。我们还有希望吗?”Karani说。

　　27岁的阿尼什·加万德(Anish Gawande)是印度粉红名单(Pink List India)的活动人士，该网站记录了印度政界人士对LGBTQ群体采取的举措。

　　“老实说，我们的战斗变得更加艰难了。当然，对于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还不清楚。我们现在该敲哪扇门?法院做得还不够。我们在等面包。他们甚至没有给我们面包屑。”

　　“人们必须明白，婚姻的权利伴随着一束其他的权利。婚姻为同性恋夫妇提供了保护，使他们免受敌对家庭和警察的骚扰。婚姻不仅仅是社会认可。它还保护最弱势群体免受暴力侵害。拒绝这种保护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它影响到最边缘化的群体。”

　　酷儿女权主义资源组织Nazariya的负责人Rituparnah Borah是最高法院的请愿者之一，她告诉半岛电视台，LGBTQ的权利“不以婚姻开始或结束”。

　　“婚姻不是最终目标。对暴力的保护才是。我们需要的是一部反歧视法。”

　　“我们的请愿不仅仅是关于婚姻。它还讲述了酷儿群体遭受的家庭暴力。婚姻不会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除非有一部反歧视和保护法律为我们提供庇护。”

　　在最高法院做出判决的第二天，律师Utkarsh Saxena和博士学者Ananya Kotia来到位于新德里的最高法院大楼，交换了戒指。Kotia上传了一张Saxena跪在他膝盖上的照片，并把戒指给了他。

　　“昨天受伤。今天，我和乌特卡什·萨克塞纳回到了剥夺我们权利的法庭，交换了戒指。所以这周不是法律上的损失，而是我们的订婚。”

　　“我们改天再来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