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1月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定为“特殊政府雇员”以来，埃隆·马斯克的政治影响力一直在稳步扩大。

　　马斯克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DOGE）的负责人，他推动了政府雇员的大规模裁员，并试图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从而改变了政府运作。

　　马斯克对效率的不懈追求让他在Space X和特斯拉获得了非凡的成功，但同样的方法能否在政府部门发挥作用？在政府部门，风险要高得多，服务与人们的生活联系得更紧密。

　　在私营部门，精简业务通常会影响雇员和投资者，而在私营部门，削减政府项目可能会扰乱基本服务，影响全球数百万人。

　　马斯克的创业成果是毋庸置疑的——他从一开始就创立并带领初创公司达到了难以想象的高度，而且多次，经常是在同一时间。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在效率方面毫不留情。

　　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传记用了许多章节来介绍他设计高效流程和系统的方法——这是工业和系统工程所涵盖的研究领域。

　　马斯克的方法极具颠覆性。在分析一组任务以完成一个目标时，他的默认做法是尽可能多地消除它们，努力至少超额削减10%。如果他没有将10%的任务返回到流程中，那么首先被削减的任务就不够多。在马斯克的“生产力算法”中，没有削减足够的任务是一个需要避免的错误。

　　的确，消除浪费是工业和系统工程的基础。这是一种经常与精益生产哲学联系在一起的方法，精益生产哲学起源于战后的日本。精益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员工应该发现浪费，领导者应该支持他们消除浪费的任务。与马斯克自上而下的生产力算法不同，它的设计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

　　马斯克的方法是为科技初创公司开发的，在这些公司，失败是意料之中的，是常见的，对除股东以外的所有人来说基本上无关紧要。如果SpaceX不能把人类送上火星，那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无关紧要。如果特斯拉（Tesla）、贝宝（PayPal）或Twitter/X失败，其他公司将填补空缺。

　　然而，这种模式并不容易适用于政府，政府的失败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更直接、更深远的影响。

　　马斯克以效率为导向的方法对他领导的公司产生了显著影响。在接管Twitter/X后不久，马斯克就从取消任务转向了裁员。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马斯克解雇了大约80%的Twitter员工。

　　由于识别“浪费”员工比削减不必要的任务要复杂得多，因此需要新的工具。软件工程师被要求提交代码以供评估，但如果裁员幅度不够大，员工们就会接到最后通牒：那些不选择保留工作的人将被解雇，让员工们有责任表明自己愿意留下来。

　　今年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在一封电子邮件中，马斯克指示联邦工作人员解释他们在过去一周所做的事情，并警告说，不回应将被视为辞职。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这条禁令被撤销，回复是自愿的。

　　这种“快速失败”的创业心态在国家核安全局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在那里，一轮又一轮的快速解雇引发了人们对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担忧。在48小时内，大多数解雇被撤销，350名被解雇的员工中有322人被重新雇用。

　　同样，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在乌干达爆发埃博拉疫情期间，doge领导的解雇“意外”削减了埃博拉的预防工作——这个错误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马斯克将效率算法应用于人的一个缺陷是，他假设如果需要，被解雇的员工总能被重新雇用。但人并不是可以随意移除或替换的任务。

　　国家核安全局努力联系被解雇的人员。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一名被解雇的科学家表示，“他们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回去，”其中一名科学家问道：“当你不提供硅谷的股票或薪酬，而且你已经剥夺了他们的稳定性时，你怎么能雇佣到优秀的人才？”

　　虽然这种方法可能在快节奏、高回报的科技初创企业世界里奏效，但它在政府中的应用往好里说是混乱的，往坏里说是危险的。此外，早期的报告显示，削减几乎没有对支出产生影响。

　　精益生产经常被描述为一种变革，并被认为是将陷入困境的公司转变为强大的精简竞争对手，但马斯克的效率工程版本缺乏对长期后果的考虑。

　　即使是精益的信徒也不会说它是破坏性的，或者采取过分热心的“先开枪，再问问题”的方法。效率不是削减的同义词；它的实施应该有远见，认真关注价值创造，并与相关各方协商。

　　到目前为止，马斯克对待政府的方式更像是乔治·克鲁尼在《在云端》中扮演的无情的企业裁员者，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效率先驱，比如亨利·福特、约瑟夫·朱兰或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

　　政府机构不像科技初创公司那样运作，公务员不是任务，当国家安全或公共卫生处于危险中时，公共服务没有尝试和错误的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