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联合国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年度气候变化大会（COP29），全球对气候危机的关注日益加剧。

　　然而，与之前的许多缔约方会议一样，第29届缔约方会议未能充分解决腐败与气候危机的交叉问题，也未能明确认识到两者结合所带来的危险。

　　由于会议期间没有讨论这一交叉点，因此缺乏后续讨论。这意味着错失了一个机会，因为此类讨论对于取得更有效的气候行动成果至关重要。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辨别与气候危机交织在一起的两种不同形式的腐败。

　　第一类腐败属于犯罪性质，受《第19/2019号反腐败法》管辖。这包括非法的腐败行为。

　　第二种类型的腐败是国家俘获，指的是强大的私人利益对公共政策和机构的控制。腐败犯罪加剧了气候危机的恶化。

　　许多与采掘业有关的案例，例如采矿，促进了煤炭和燃煤发电厂的继续使用，同时导致吸收碳的森林遭到破坏。

　　例如，在2024年，南苏门答腊高级检察官办公室处理了一起非法煤矿案件，造成了4880亿印尼卢比（3100万美元）的潜在国家损失。

　　2018年，反腐委员会（KPK）调查了与廖内1号燃煤电厂有关的贿赂，涉及高级官员和商界人士。

　　2023年，最高法院裁定大企业苏利亚·达玛迪（Surya Darmadi）涉嫌将森林转化为棕榈油种植园的腐败行为。

　　众所周知，腐败也阻碍了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挪用预算或采购货物和服务的违规行为破坏了这些举措的有效性。

　　必须指出的是，巨额预算特别容易受到腐败的影响。2018年至2021年，政府拨付气候变化预算418.59万亿印尼盾，实际支出仅为365.42万亿印尼盾。

　　适应气候变化通常涉及基础设施项目，如减轻地震或洪水的努力，这些项目特别容易受到腐败的影响。

　　印尼腐败观察组织的一份报告强调，2015年至2018年，气候适应基础设施腐败案件增加了50%。腐败还影响空间规划，这是评估气候风险的一个关键因素。

　　肃贪委已将空间规划列为易受腐败影响的项目，并将其纳入国家预防腐败战略。

　　与适应努力一样，缓解气候变化举措往往涉及旨在减少排放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特别容易受到腐败的影响。

　　例如，在2022年，东库台检察官办公室处理了一起涉及采购太阳能发电厂的腐败案件，导致国家损失536亿印尼盾。

　　2024年，肃贪委调查了一个铁路项目中的贿赂指控，而在2013年，反贪机构调查了雅加达公共汽车采购中的腐败行为。

　　国家控制涉及寡头的系统性腐败，目的是维持或增加他们的财富和权力。与刑事腐败不同，这种腐败更难发现和起诉，因为它操纵法律、政策和制度。

　　国家俘获现象有可能以合法性为借口颠覆环境政策，阻碍气候行动，加剧环境退化。

　　这种做法的例子可以在2020年修订的《矿产和煤炭法》中找到，该法赋予了商业行为者开采煤炭的自由，也可以在2020年《创造就业法》中找到，该法取消了煤炭下游的特许权使用费，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使企业受益。

　　关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草案也需要进一步审查，因为它将煤炭归类为“新能源”，这可能有利于商业利益。

　　其他有害的政策包括食品地产项目，这些项目往往导致森林砍伐，同时使某些商业行为者受益。

　　虽然这些项目可以帮助适应气候变化，但它们在实践中往往失败，有报道称土地被遗弃，作物歉收。

　　腐败也是实现能源公正转型的重要障碍。

　　例如，电动汽车电池生产链中的腐败现象，如关键矿物的开采，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并对当地社区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它们造成的污染破坏了生计，危害了公众健康。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气候融资机制，如公平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优先考虑易受腐败影响的基础设施项目，如可再生能源开发和输电。

　　总而言之，腐败加剧了气候危机，阻碍了有效的气候行动。这两个危机都需要我们所有人的高度关注。

　　除了在气候危机的背景下更彻底地解决腐败问题，别无他法。

　　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腐败在加剧危机和阻碍解决方案方面所起的作用。——雅加达邮报/ANN

　　Egi Primayogha是印尼腐败观察组织政治腐败部门的协调员。这里表达的观点是作者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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