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七项条约包括2007年签署的《残疾人权利公约》。此外，我们有1992年《残疾歧视法》，我们是《萨拉曼卡声明》的签署国，该声明规定每个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然而，一直有人批评澳大利亚没有完全遵守我们签署的国际条约。

　　《残疾人歧视法》是一项反应性法律。当歧视据称已经发生时，它就会生效。这种形式的“正式平等”的问题在于，它可能会加剧不平等，即使它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它的重点不是获得平等的结果或机会。

　　残疾皇家委员会在其最后报告中确认了一项承诺，即使《残疾人权利公约》在澳大利亚法律中成为现实。

　　《残疾人权利法》将赋予残疾人采取积极主动行动的能力，以确保包容、支持和长期的结构性变革。如皇家委员会报告所述，一项权利法案将额外支持第一民族残疾人，为他们提供文化敏感的额外保护。

　　打破包容和公平障碍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合理便利”一词，《残疾人权利公约》将其概述为:

　　在不造成不成比例或不适当负担的情况下进行必要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以确保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或行使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

　　这些通常被称为“合理调整”。

　　但是，确保包容性的变化是“合理的”吗?我们怎么知道呢?

　　这种解释受到了批评，因为合理的调整意味着对面临障碍的人来说是合理的。但它通常被解释为对提供者来说是合理的，比如学校、雇主、住宿或服务机构。

　　一项新的残疾人权利法案将改变举证责任。如果企业、学校系统或护理机构没有提供包容性的支持和调整，他们需要证明这对他们来说是不适当的负担。委员会说:

　　目前起草的《反残疾歧视法》对雇主、学校、服务提供者和其他有义务的人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对残疾人的歧视几乎没有激励作用。

　　委员们表示，残疾歧视法的主要缺陷之一是:

　　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取决于该人是否准备提出申诉并进行申诉，[…]是否有知识和个人资源来进行索赔，包括如果该事项提交法院，可能面临不利讼费令的风险。

　　在现行政策和做法下，残疾人没有充分参与法律和政策的决策和制定。这是违反《残疾人权利公约》的。

　　残疾人权利法案将把残疾人置于任何改变的中心。

　　还需要在所有部门就什么是残疾达成协议，以便执行一项权利法。时至今日，仍有人质疑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诊断，质疑将各种残疾的指标混为一谈的系统。如果没有一个一致的定义，人们和组织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而不是社区共识或法律，忽视或重新定义残疾。

　　一项残疾人权利法案将创造一种积极行动的社会气氛，消除投诉之前的障碍，并使社会各方面促进有意义的平等和积极消除歧视。

　　本着真正的包容精神，它可以改变社会态度，将支持残疾人置于所有过程的核心，而不是事后考虑——无论是在就业、教育、住房、体育还是法律部门。它将打破不利和排斥的恶性循环。

　　在他们最后的教育建议中，委员们之间出现了一个关键的分歧。事实上，这种分歧也存在于教育部门。

　　其中三名委员表示，所有残疾儿童都应该在主流环境中接受教育，隔离的环境应该关闭。这样，往往导致终生与更广泛的社会隔离的排斥流就可以被打破。

　　残疾人权利法案将确保隔离环境和潜在的教育缺陷(无论是在专科学校还是在主流学校)将受到残疾的社会模式而不是侧重于具体诊断的陈旧医学模式的挑战。它将使我们有能力摆脱当前失败的体系，改变我们看待彼此的视角。

　　制定一项残疾人权利法案意味着，如果主流学校不适合许多残疾儿童，那么我们就会改变学校和制度，而不是把“某些”孩子赶走。